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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一切后三国文化的源头
发布时间:
2018.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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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省内史学界专家在给李纯蛟研制的《南充市陈寿万卷楼陈列方案》做论证评审时,这个命题首先就由四川大学历史系和西南民族大学、成都武侯祠的专家们提出来了,并且在当时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同。我本人做了几十年的《三国志》研究,自然也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去年,我创作的《三国文化源赋》(见本文末附录),依旧沿用了这个说法。不过,对于“《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这一概念,因为忙于别的琐事,之前一直没来得及写文章详加申论和阐发,至今似乎也还没

有看到别的人写过这类文章。

因此,社会上时不时总会有人表示疑惑:“为什么说‘《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 自那迄今,先先后后也不断有人向我提出过问询。为了减少口答之繁,我想还是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介绍给大家看看较省事些吧。

先说说什么是三国文化。这个概念如何理解?对于我们搞历史文化尤其是长期搞三国研究的人来说,已经不成什么问题了,命题概念的界限自然是很清楚的。所谓三国文化,不仅仅是指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而应该有狭义和广义的概念。狭义的三国文化,是指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也可以称之为原生态的三国文化。广义的三国文化是指以传统儒家思想为其内核,以三国蜀汉为其主体,由三国时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及其在存续流播的一千多年间衍生出来的若干文化现象所构成的文化集合体。

那么,“《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这个命题里,“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应该如何理解呢?这对于我们搞历史文化尤其是长期搞三国研究的人来说,自然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命题概念的界限自然也是很清楚的。但是,对于一般非专业人士和大众来说,的确不免费解:不是先有三国历史文化,其后才有记录三国历史文化的《三国志》吗?按理说,三国历史文化才应该是“源”,怎么记录三国历史文化的《三国志》反倒成了“源”呢?这样的质问当然是有它的道理的。但是,这样观察问题,只是看到了它的一个方面。如果从追溯一切后三国文化的发端和根源,看法和结论也就会是完全的不同了。

为了方便讨论、理解和表述,我们在这里姑且把上面所讲的“狭义三国文化”即三国历史文化称之为“前三国文化”,而把在原生态的三国历史文化“消亡”之后,由陈寿的《三国志》为史源依据而演绎幻化出来的三国文化称之为“后三国文化”。

其实,《三国志》本身也应该归属于“后三国文化”的范畴。记得十年前读过的一本书名叫《中国教育史》的书,是杜成宪和邓明言两位先生合著的。书中在回答“中国教育史是什么”的问题时,其中说到:“中国教育史是人们创造和实践的中国教育的历史;中国教育史是人们记录和描述的中国教育的历史。”[1]6诚如斯言,若推及回答“三国文化是什么”,我们完全可以套用说:三国文化是三国时期先人们创造和实践的三国历史文化;三国文化是后人们记录和描述的三国历史文化。相较而论,“三国时期先人们创造和实践的三国历史文化”自然是“源”,《三国志》作为“后人们记录和描述的三国历史文化”的载体,自然是“流”。

“历者过也,史者事也”[2]2。当“三国时期先人们创造和实践的三国历史文化”逝去之后,后人们要想追溯它,就只能依靠陈寿的《三国志》了。因此,《三国志》作为历史文化记录的载体,也就从相较于“三国时期先人们创造和实践的三国历史文化”的“流”,转变成了“由陈寿的《三国志》为史源依据而演绎幻化出来的三国文化”即一切后三国文化的“源”了。

因之,准确的说,“《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应该是就“后三国文化”说的。所以我们现在把“《三国志》是三国文化的源头”可以重新表述为“《三国志》是一切后三国文化的源头”。这么一讲,理解不就更加直白清楚和准确些了吗!不过,我们叫它“三国文化源头”,比起叫“后三国文化源头”要顺口得多。只要我们弄清了它的概念内涵,其实直接叫它“三国文化源头”而不是“后三国文化源头”,又未尝不可以呢。

为什么说《三国志》是一切后三国文化的源头呢?我们有三个理由。

第一.陈寿所撰著的《三国志》是中国史学史上全面完整传承三国历史文化的第一和唯一的载体。

魏晋史学的历史告诉我们,在《三国志》成书之先,曹魏方面可兹借用的有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等,孙吴方面可以依凭的有韦昭的《吴书》等。然而,由书名即可知道这些著作记述历史,要么是以曹魏为主,要么是以孙吴为主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全面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文化。而刘蜀方面呢,则空无所凭。不仅没有别的现成的蜀汉历史著述可兹参考,就连蜀汉朝廷

的官方档案也是缺失不备的。所以,在蜀汉方面自然更谈不上有人撰著全面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魏、蜀、吴三国历史文化的史书了。

魏晋史学的历史同样告诉我们,在《三国志》成书之后,也不曾出现过全面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魏、蜀、吴三国的历史文化的著述。虽然那时也出现过象晋朝人王崇的《蜀书》、孙盛的《魏氏春秋》(或称《魏氏阳秋》、《魏阳秋》)、虞溥的《江表传》、张勃的《吴录》、胡冲的《吴历》之类的三国史著,也仍然没能突出过除陈寿《三国志》外先前那些三国史著唯记一方故事而非魏、蜀、吴三国全史的窠臼。故南朝萧梁人刘勰讥讽他们“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盛赞“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3]147。 因此,中国历史在斗转星移之中,这些“激抗难征”和“疏阔寡要”的三国史著作最后都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唯有陈寿的《三国志》长久地流传了下来,成为迄今一千七百年中一切后三国文化无可替代的本源。

第二,蜀汉历史文化的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以及后蜀汉文化之在一切后三国文化中居于主体地位,首先全赖陈寿的搜集抢救和他的《三国志•蜀书》的记录保存。

我们知道,司马氏通过所谓“禅让”的方式,“和平”地接管了曹魏的朝廷大权,自然地也完整接收了曹魏的国家档案。在公元280年西晋大军统帅王睿在攻灭孙吴之后,“收其图籍”即将孙吴的国家档案作为战利品搬运回了西晋皇都洛阳[4]1177。因此,当陈寿撰著《三国志》之《魏书》和《吴书》时,不仅有前人和当代人的历史著作作为参考,而且还有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任其查阅和利用。但是,当陈寿要撰著《三国志》之《蜀书》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于撰著《魏书》和《吴书》那么顺当便利了。他几乎没有前人和当代人的现成史著可供参考,即使有那么一种也似乎没有多少借鉴的价值如时人王崇的《蜀书》,“其书与陈寿颇不同”[5]848。不仅如此,还因过去“(蜀)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6]147,致蜀汉的国家档案缺失不备而空无所凭。陈寿要撰著《三国志》之《蜀书》的史料,就只能“白手起家”,完全靠他自己去辛勤搜集了。正如我先前在自己的拙著《<三国志>研究》里所说过的那样:“如果没有《三国志》对西蜀历史的保存,三国历史就将失其完整,三国文化也必定是残缺不全的。故而我们有理由认为:没有《三国志》,蜀汉的历史本身就有可能湮没失传;蜀汉文化既然是居于后三国文化的主体,若不赖《三国志》的保存,那么三国文化就不可能继承下来。《三国志》保存西蜀历史,弘扬华夏文化之功,永不可没。”[7]89

第三,陈寿《三国志》与裴松之《<三国志>注》是皮与毛的关系,没有陈寿的《三国志》,自然就不会有裴松之的《三国志注》。

在陈寿《三国志》成书一百多年之后,南朝刘宋的中书侍郎裴松之奉诏给《三国志》作注。据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佳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漏脱。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缺。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虽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予意有所论辩。”[8]1471概括说来,裴松之为《三国志》所作之注,做了四件事即补缺漏、备异闻、矫错妄和发论辩。

裴松之给《三国志》作注,的确曾付出了巨大的艰辛。根据当代著名的裴松之研究专家伍野春先生的考索,“裴松之的《<三国志>注》注录的229种引书中除经部28部外,201种大都是魏、晋之际有关三国史的著述”[9]260。 又据王廷洽和崔曙庭二位先生的细心研究统计,《三国志》本文的字数为36万余字,而裴注的字数竟然也达到了32万余字[10]219-220。

或许有人会因此说:除了《三国志》的本文,不是还有裴松之注文引用的那么多历史文献么,怎么单单说一切后三国文化的源头是陈寿的《三国志》呢?我们认为,史实诚然如此,不容我们改变,我们也不想和不能去改变。但是,我们如果要从三国历史文化传承的本末源流上去讲,毕竟陈寿的《三国志》还是本、还是源。而裴松之的注只是依附在陈寿的《三国志》之上的,还是末、还是流。这,都是不能以我们的主观好恶可以改变的事实。古人有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陈寿的《三国志》跟裴松之的《<三国志>注》,难道不正是皮与毛的关系吗!

据上所论,我们认定陈寿《三国志》是一切后三国文化的唯一源头,其史实依据是确凿充分的,其理由申辩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以上我们从史学源流的视角,考察了陈寿《三国志》以其卓越的史识和史才,完整全面地记录和保存了三国历史文化,使除它之外的一切三国史著被淹没在了史学的长河之中,从而取得了在魏晋史学史中独尊的地位,成为迄今中国和世界一切三国文化的源头。至于《三国志》作为源头对一切后三国文化的影响,我想把自己于前年的习作《三国文化源赋》作为附录放在本文之末,让关注本文论题讨论的三国文化爱好者去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它。余不赘论。

 

 

【附录】《三国文化源赋》(李纯蛟撰)

噫吁戏!伟乎壮哉!煌煌前四史,陈寿《三国志》(亦称《国志》)与焉;洋洋二十四史,亦复赫然矗立其巅。三国历史溯源于此,三国文化脱胎其间。源之所指,《国志》史卷;源之所在,今之南充、古之安汉。

有客名颜易先生者怪而问之曰:《国志》何以称源耶?木子酬而答曰:

陈君埋首十年,备尝寒暑苦辛:谙熟马班《史》《汉》,求实遵循谨慎;考证力戒苟且,点滴合于诂训;记注平允翔实,评说谨守公秤。一支如椽巨笔,写就三分情形;探踪史迹遗痕,求索兴亡之理。其于纪传体内、独创分国纪事之例,魏晋史家、刷新三国史学第一功臣;纪九十年史事,传四百七十君臣,史料纷繁、甄选裁制颇显大家手法;文风高简平实,六十五卷婉而成章,智慧卓绝、崇实却虚保存三国真史;视三方地位等均,不以主从失偏颇,整齐人心、三国遗民聚力西晋一统新朝;寓褒贬于纪事,正风声于论断,移风易俗、赞化九州华夏国泰民安。

宏篇酝就,蜚声轰动洛阳帝京。张华酷爱《国志》,盛赞马班不足述称;表奏朝廷写《晋书》,天下无人代陈卿。夏侯自惭笔笨拙,焚稿以示绝史乘。陈君《国志》,文质辨洽侔马班,实录信史迈时贤。此书成,魏晋诸君三国书,相继湮没而失传。唯有《国志》,千古壮文坛!

早年蜀汉国,朝廷废史官,行事多遗作尘埃。陈君写《蜀志》,故国遗闻苦搜敛,足迹踏遍梁益二州,城乡留下奔忙身影;老者床头边,跪听细访问;田间地头上,俯首记录勤;保存蜀国佚史,三分春秋归完整;述史无缺憾,惠及百代立功勋。陈君不努力,蜀史或不传,文坛岂不遗恨一万年!

故曰:尔来一千七百岁,讲史论鼎立,寻源莫不宗陈君;无由《国志》说三分,岂非天方作夜谭!

源深广,流绵长;滚滚长江东逝水,源出唐古拉、孕育炎黄五千年。《国志》譬若江源水,三国文化盛古今;一千七百载,流衍幻化美长卷。

政军统帅,因为《国志》、辟地开天。唐宗宋祖、洪武康乾,一统华夏,武略仰宗曹孟德;治国理政,文韬俯拾诸葛君。领袖泽东,创党建国,治政振军,三国一生伴随;将军王震,戍边屯垦,尽学枣祗,一举稳定西陲。

教育教化,因为《国志》、圣洁聪慧。刘备宽仁,诸葛忠诚,关羽守义,张飞勇毅,塑造几多优秀中华儿女;天下治乱,人民甘苦,国运兴替,分合大势,警示古来今往炎黄子孙。建安文学,华张医经,刘徽算术,马钧技巧,培养祖国文化薪火传人。曹注《孙子》,诸葛治军,周瑜料敌,吴主烽警,训育尚武男儿疆场驰骋。

文学艺术,因为《国志》、流光焕彩。唐诗宋词,三国入篇章,弦歌不绝、诵声朗朗满乾坤;杜甫《蜀相》、陆游《书愤》,热血沸腾、爱国励志策后生;子瞻《赤壁怀古》、润之《北戴河》词,大气磅礴、豪情壮志冲天震。宋元平话,三国为盛,村镇城垣、勾栏瓦肆倾服听客万千家。书场新盛、清代扬州,书目四十,百家争艳斗奇葩。康派“文三国”,不重本、连台一百二十天,一部《赤壁》烧红半壁江南;蓝派“武三国”,对垒康派摆擂台、精彩献艺惊起四座尽人寰!隋参军、宋戏文、金院本,楼台无尽三国戏;明杂剧、清传奇、京腔戏,华夷竞相效三义!三国小说、肇始魏晋,迄于朱明、《演义》大成,家喻户晓、脍炙人心,精神食粮、滋养世代黎庶群生;铺陈史事、锦绣文章,刻画人物、跃然纸上,言情说理、浸人心房,谋略智慧、极尽古今中外智商。书法绘画、泥塑刻雕、饰件玩偶,取材三国、缘饰以翻新;舞蹈歌唱、曲艺小品、鼓乐弹奏,撷英三国、用宏而取精;影视剧目、动漫电游、皮影灯戏,张扬三国、益智且娱人。

民俗崇拜,因为《国志》、四海向心。孔明享祀,关羽受礼,双秀三国人物之林;祠庙之立,遍及华夏九区域外。八方之民,四时祭扫,想见音容者辐辏;名扬万邦,天下崇仰,慕名寻访者云集。岁岁迎新年,家家挂门神,马超赵云傍门站,祈趋吉避祸保平安、吉祥如意长命一万年。其余三国人物之膜拜,各因地而设施,各随宜而祭奠。虽依人群地域不同,然度众心情结皆然。

社会生活,因为《国志》、醇美香馨。餐饮美食:闽粤川鲁淮浙湘徽、八大菜系,三国同上菜谱;张飞牛肉、九酝古井、茗茶春秋三国,舌尖长留三家味。家什器物:东阳黄杨潮州龙眼、四大木雕,三国同为题材;梁栋定军山、窗棂梁父吟、照壁借东风,眼前时有三分景。杯盘壶碗:素黑青黄酱绿红蓝、瓷色光艳,三国同入画内;折扇七星坛、放飞孔明灯、俚语臭皮匠,耳际频吹三国风。

企商精英,因为《国志》、财富流淌。企业管理,奉承诸葛,科学决策、果敢艺术,战略战术保双赢;商场博弈,拜师孔明,知己知彼,筹谋胜算,永立潮头不败阵。

旅游产业,因为《国志》、火热蒸蒸。武侯祠,关帝庙,南充西山万卷楼,倾倒多少膜拜客;铜雀台,玉泉山,东吴建业石头城,迎来无数寻踪人;剑门关,华容道,翠云廊上张飞柏,牵动游客思万千;桃园情,隆中对,阆中城头桓侯祠,勾起天涯俱延颈。三国崇拜,香火隆盛;五洲游客,探踪寻根;景区景点,气象日新。三国旅游挑大梁,促社会繁荣、经济大增。

三国文化源远而流长,我词穷而不可尽彰。

颜易先生曰:罗氏不成《演义》,哪有三国溢彩流光。

木子喟然曰:君言虽不差,数典莫忘祖!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演义》源头在《国志》。无源之水,岂可成活流、千年不竭;无本之木,岂可成绿树、百年常青。陶潜先生有言: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兹借言以要之:不知《三国志》之为源泉者,其可以言三国文化耶!